1935年1月7日凌晨，紅六團一營營長曾保堂率部詐取遵義城。進城后，曾保堂等一邊做群眾工作，一邊查封軍閥、地主和資本家的財產(chǎn)，開倉濟貧。由于敵人逃跑前曾破壞了電廠，曾保堂便找到了電廠工程師，并動員了一批老工人，在進城的第二天晚上就恢復(fù)了供電。受盡國民黨黔軍軍閥侯之擔(dān)剝削奴役之苦的遵義群眾，看到紅軍紀律嚴明，厚待百姓，不禁歡天喜地，紛紛慶祝解放。而紅軍如神兵天降般強渡烏江、智取遵義的勝利，更是在群眾中傳為美談。老百姓紛紛走出家門，成群結(jié)隊，想看看進城的紅軍是什么樣子。有的還滿街尋找“水馬”，碰到紅軍就問“水馬司令”在哪里。

      “沒啥子特別，身上全是爛泥巴。”不過，即使看到了紅軍，百姓們還是圍著不走，因為自烏江那邊打起來之后，逃到這里的黔軍都說，渡烏江的紅軍個個身穿“盜甲”，騎著“水馬”，在烏江江面上行走如履平地。后來紅軍才知道，原來敵軍為了掩蓋敗績，四處散布謠言，說紅軍是“水馬”幫助過的烏江。
      為了迷惑敵人，鼓舞士氣，紅六團通信主任劉正故意在營長曾保堂的房門上，寫上“第一水馬司令部駐此”九個大字。結(jié)果百姓們把這里圍了個水泄不通，要求看看紅軍的“水馬”和“盜甲”是什么樣子，他們還想看看“第一水馬司令”長得是不是人的模樣。曾保堂拿出一頂鋼盔給他們看，他們不滿足，非要看水馬和盔甲不行。曾保堂故意逗笑說：“水馬盔甲是軍事秘密，不能看！”可曾保堂走到哪里，他們就圍到哪里，說他是“第一水馬司令”，能“飛檐走壁”，那么高的遵義城墻一蹦就上來了。曾保堂想，這正好是個宣傳群眾的機會。于是，他對大家說：“我們共產(chǎn)黨和蘇維埃政府，是領(lǐng)導(dǎo)窮人翻身解放的；我們紅軍是工人農(nóng)民自己的隊伍，我們一不拉夫，二不派款，三不打人罵人，要打的只是王家烈、侯之擔(dān)這樣的軍閥惡霸、土豪劣紳。希望大家組織起來奪回自己的勞動果實。”“第一水馬司令”的話，不時被群眾的掌聲所打斷。
      同時，看到部隊缺少補給，曾保堂還利用自己是“第一水馬司令”，是遵義百姓爭相一睹為快的“名人”，做起了生意：把爆米花和糖拌在一起，做成爆米花糕拿到街上去賣。群眾吃爆米花糕要泡上開水，曾保堂就順便把開水也帶上一起賣了。另外，還捎帶賣白金龍的香煙。于是，在遵義街上出現(xiàn)了“第一水馬司令”曾保堂和群眾打成一片的和諧場景：他像遵義本地商販一樣擔(dān)著一個挑子,一頭挑開水壺(白鐵皮打制的,壺內(nèi)盛水、壺底灶箱里是燃紅的木炭)，一頭挑小籮筐，盛著碗瓢和物品，前頭還掛四方玻璃燈，奔走于大街小巷叫賣，向過往行人兜售。顧客可用開水沖碗，米花打旋，香氣噴鼻，既解渴又沖饑。當時曾保堂的戰(zhàn)友們，便給他取了一個外號叫“曾保堂開水”。

      由于“第一水馬司令”買賣公平，對人和氣，物美價廉，貧富皆宜，因此“曾保堂開水”深受遵義群眾的歡迎。這使他的生意越做越有板有眼，越做越有名氣，為解決紅軍的給養(yǎng)，作出了一定的努力。而在接下來的長征中，“曾保堂開水”這個外號，還鬧出了一段笑話。紅軍撤離遵義后，六團通信主任劉正和宣傳隊一起打前站，刷紅色標語，宣傳革命思想。為了緩解部隊行軍的疲勞，劉主任就故意寫下了“曾保堂開水”幾個字。部隊指戰(zhàn)員行軍到此，疲勞了，抬頭一看到處寫著“曾保堂開水”，就都哈哈笑了起來。這個笑話一直在長征路上流傳著，成為殘酷的戰(zhàn)爭年代紅軍指戰(zhàn)員們記憶深刻的“開心果”。以至于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，曾保堂當年的老戰(zhàn)友、原炮兵一位副司令員到山西看他時，還煞有介事的向曾保堂大女兒介紹起這件趣事。

      值得一提的是，曾保堂這位長征中的“生意佬”，還于1982年春天，再一次來到遵義。踏上47年戰(zhàn)斗過的地方，他心潮澎湃，思緒萬千。他不停地到處走到處看，興致勃勃地尋訪了當年的戰(zhàn)斗遺址，重溫了智取遵義的經(jīng)過，并在遵義會議紀念館即興揮筆題字“重游遵義”，為革命圣地留下了珍貴的墨寶。
 

（本文選自作者所著的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9月版的《遵義會議100“趣”》一書，作者系遵義會議紀念館研究室主任、研究館員。）